“千里江山图”这个大迁移计划本身就天然蕴含着两层基本的信息：一是不难想象当时魔都上海的白色恐怖已经到了何等无以复加的程度，以至于中共中央总部都难有立锥之地；二是这三千里的迁移之旅又是何等的艰辛与凶险。面对这个叙事对象，《千里江山图》的叙事策略总体上是落笔虽处变不惊，读下去则惊心动魄。信仰与牺牲、忠诚与背叛、悬疑与谋略、挚爱与别离……在冷静平实的叙事中栩栩如生，让人揪心又烧脑。这主要得益于他落笔前做足的功课和落笔后极强的收敛与控制力。作品在还原环境的历史真实，营造彼时彼地日常生活的氛围上下了不少功夫，以重现上世纪30年代上海的建筑、街道、饮食、风俗和文化娱乐等日常生活为切口，就连穿街走巷的脱身路线也有据可循……这种细腻而逼真的氛围营造所放射出的那种强大艺术吸引力无声地牵引着读者进入那个时代、感受白色血腥、体会红色力量。而这样一种不动声色复刻一幅幅充满烟火气的生活场景，写出一场场曲折迂回、惊心动魄的生死较量的文学功力使得党史、军史研究专家刘统在读过这部作品后认为：作品参考了大量革命文献史料，内容力求贴近历史真实，人物、事件、地点与历史背景相符合，作品体现了历史真实性，是作者的一个创新。

概括起来，《千里江山图》既是孙甘露个人在长篇小说创作领域的一次全新亮相，20多年前的那个“追风顽童”对自己当年“反小说”的写作进行了一次扬弃性的“革命”，同时也带来了一种别开生面的“红色叙事”。作品中所呈现出的那种对中国共产党人面对敌人疯狂血腥围剿屠杀时所表现出的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革命意志与坚强抗争的艺术性书写，对其中充盈着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进行文学性的礼赞……这些当然都是名副其实的“主题性”写作，但同时又是一部用纯小说的形式，艺术地表现腥风血雨时期我党艰难成长历程、特色突出、个性鲜明的虚构性作品。它完全没有本文开始时所描述的在同类题材写作中存在的“雷同”的“叙事范式”。因此，《千里江山图》是“红色”的，又是艺术的；是“主题性”的，又是个性的。或许也可以反过来讲：这是一种艺术性的“红色”和个性的“主题性”。本人翻来覆去地如此啰嗦，绝无玩文字游戏之意，而只是因为，倘以文学的形式从事“主题性”创作，那么惟有艺术性更鲜明、个性更张扬，“主题性”方可更突出更鲜明，由此而产生的社会效果也必然随之而更强更佳。

被归入这一大类者，无论是革命历史题材还是重大现实题材的长篇小说我们并不陌生，而艺术上由此展开的叙事也随之相应称其为“红色叙事”或曰“主题叙事”。如果说题材上的这种划分还只是一种自然归类的话，那么相应叙事上的表现则面临一种突破——一些同类小说在叙事上已烙上雷同的印记：人物安排必有几个主要角色捉对厮杀，且各自情绪饱满、行为张扬、身怀绝技；调性处理好激情、喜极限；整体布局大板块、粗线条、敬写意……看似竭尽个性张扬之能事，实则形成了一种新的雷同的“叙事范式”。

编辑：范昕

说实话，差不多一年前在中宣部公布的170种“2021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目录”中，看到孙甘露的长篇小说《千里江山图》赫然在列，我是颇有一些好奇与期待的。当然，这种“好奇与期待”也并非只是由此而生，这部长篇小说此前就已先后被列入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五年百部”优秀文艺作品原创工程和2021年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等地方和国家级的重点名录之中。只不过伴随着时间的推移，甘露新作其名虽早已在各种“重点出版物”名录上频繁亮相，但其实却始终是“犹抱琵琶半遮面”，这又怎能不令人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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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江山图》所叙述的事件本身注定了这是一场曲折迂回、惊心动魄的生死较量。敌我双方基本以团队形式亮相，没有特别的头几号角色设定，用于叶启年和陈千里这对曾经的师徒身上之笔墨虽略多一点，但他们充其量也只是双方的领队而已。虽没有一号与A角之类的角逐，但丝毫不影响这是一场曲折复杂、惊心动魄的生死较量。一群理想主义者用自己的激情、信仰、鲜血乃至生命照亮了那段风雨交加的夜空，展现了历史进程的曲折与艰辛。这也是一群凡人，在父子、兄弟、夫妻等亲情面前，他们不乏柔情蜜意，但他们更是战士、是一群有信仰的革命者。这个群体中也出现过贪婪与恐惧直至变节者。正是有了这群鲜活的、合符真实人性逻辑的人物叠加，历史进程的沉郁悲壮和理想主义者们的信仰与精神丰碑才得以自然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