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生命，促膝民间，仰望乾坤，是“大诗”的重点。既然有“大“诗，就也有“小”诗，有人说“小”诗，见于日常的生活，细微的觉察，“大”诗何尝不是如何呢？“大”诗相交与“小”诗之所以称为大，并不是因为其呈现的实体不一样，而是其呈现的内涵不一样，它们都源自日常的细微生活，以及深植民间的深厚情怀，而“大”诗，能够展现出大精神、大气概、大情怀，能够以小见大，如果说“小”诗是爱的精神，那么“大”诗是一种“大爱”的精神。 无一例外，大诗都是从日常的小处着手，借以表现大的意涵，激发人们的共鸣，给人们带来内在情感体验。稀罕、神秘之物固然也能够激起人们的兴趣，但是其给个体生命带来的情感体验甚微，故不足以惊妙、恒久。此外，“大”诗的重点更在于其呈现的深厚内涵，其呈现的那种关乎生命的“大爱”。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是这样描述的：“是的，爱，但不是那种爱，即因为什么东西，为了什么目的，或者因为什么缘故而爱，而是这种爱，即当我临死时，我看见了我的敌人却仍然爱他的时候我第一次所体验到的爱。”这不是我们平常所言的爱，而是一种关乎生命的大爱。所以，大诗须是肩负起整个社会道义担当的，体现生命本质、生活百态的“大爱”。

大诗可以追溯到印度的《罗摩衍那》，希腊的《荷马史诗》等史诗，上世纪80年代由诗人海子提出，2007年诗人曹谁写作《大诗主义宣言》，跟西原、西棣等诗人共同发起大诗主义运动，创办有民刊《大诗刊》，“大诗主义”是21世纪的诗歌潮流，是现代诗歌的必然走向，是新时代的必然要求。诗歌发展到现今，迫切需要“大诗”的引领与指导，迫切需要一场革命性的运动——“大诗主义”运动来助推！

壹点号 彭书锦

融合古今，合璧东西，聚汇贯通是“大诗”的要求。我们在文学创作中，要达到“大诗”的状态，就要具备能够将过往的精华知识与当今时代的特点相结合，将西方的偏哲思的诗歌与东方的偏抒情的诗歌相结合，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中的各领域相结合。文学的多语言，文学在和多领域的结合，文学在多维度上的吸收都需要值得我们注意。从一个地域到一个民族，从一个民族到一个国家，从一个国家到世界，大诗文学的要求就体现在这多种文化属性之间的联结关系。在不同的文化属性下，人们的思想都是不同的，以及未来发展的方向都是不一样的，只有在大的方向上把握不同文化属性之间的关系，大诗方能得以成就。个体生命的文化属性不仅受地域条件的影响，还有历史背景，社会氛围的带动。这就要求我们把握其历史规律，了解整个时间链条上的重要节点，做到胸怀古今。以荷马的《奥德赛》、但丁的《神曲》为代表的古典西方文学，以及歌德、莎士比亚为代表的西方文学，东方古巴比伦的《吉尔迦美什》等，都充分表现的大诗的意涵。现代著名抒情诗人冯至先生融汇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集”，大诗主义发起者海子的诗歌王国等融汇但丁的长诗精神。“大诗”具有大容量、大理念、大情怀等特点。它是兼容并包的，而没有特意攻击某种行为，每种行为都是有其一定存在的道理的，所谓“大诗”只是境界的不同，它是更高阶的思维，这就要求我们聚过往之精华，融东西之通法，淬当下之理念，抒超世之情怀。

时代在瞬息发展，传播媒介、文学体现也同样在发展着。其中，文学是语言文字的艺术，是社会文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是对美的体现。其包含诗词、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在新时代下，著名作家曹谁提出“曹谁四论”简要地概述了整个文学的全面发展，其分别指的是“大诗主义”、“大诗学”、“大文学”、“世界文学论”。“大诗主义”是纯粹的诗歌理论，“大诗学”从诗歌拓展到所有的文体，“大文学”根据现代传播媒介的变化，将文学延伸到影视剧本，拓宽了文学的视野，“世界文学论”是现代文学总的概论，总的发展大方向。在这里单就纯粹的诗歌而言，新时代呼唤“大诗主义”！

所谓“大诗”，是个体生命内在系统与外部秩序相统一的超然状态，是直逼生命本质的、结合世间万物的一种精神。从古代的儒、释、道精神到魏晋风骨，从印欧、中东诗史到汉语诗的部分精华，大诗精神的内核始终没有改变。曹谁和西原、西棣在对“大诗主义”的构想中说：“我们的世界由一种巨大的宇宙精神贯穿其中，这种精神跟我们的内心息息相关，我们要在内心发现那个伟大的秩序或道，我们由此才能理解这个世界，这就是诗中的内容之‘大'”谢冕说：“有大胸怀、大境界、大气魄的‘大诗'。伟大的诗人不会陶醉于自我抚摸而远离人间的大悲哀、大欢乐。”我说：“大诗”是经得住时空流转的，是以大视角觉察小世界的体现，是能够激发个体生命内在需求的，是个体生命内在魅力的外化。“大诗”是得到许多人理解，将个体生命力汇聚成磅礴的、强烈的群体生命力的诗歌。“大诗”也必将得到许多人理解，将个体生命力汇聚成磅礴的、强烈的群体生命力的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