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家与小说家皆长于观采“情事”，康熙《历代赋汇序》云：“赋者，六义之一也……赋之于诗，功尤为独多。由是以来，兴、比不能单行，而赋遂继诗之后，卓然自见于世。”(1)许结：《历代赋汇》(校订本)，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版，第1页。赋从“六义”之一而独立成体，“蔚为大观”，其优势就在于其观采与敷陈“情事”的卓越能力，诚如刘熙载《艺概》所谓“赋起于情事杂沓，诗不能驭，故为赋以铺陈之”(2)刘熙载：《艺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86—87页。。驾驭“情事”是汉赋的特长之一，汉杜笃《首阳山赋》有谓：

忽吾睹兮二老，时采薇以从容。于是乎乃讯其所求，问其所修……其二老乃答余曰：“吾殷之遗民也。厥胤孤竹，作蕃北湄，少名叔齐，长曰伯夷。闻西伯昌之善救，育年艾于胡耇，遂相携而随之，冀寄命乎余寿，而天命之不常。伊事变而无方，昌伏事而毕命，子忽遘其不祥。乃兴师于牧野，遂干戈以伐商，乃弃之而来游，担不步于其乡。余闭口而不食，并卒命于山傍。”(3)费振刚，仇仲谦，刘南平校注：《全汉赋校注》，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98页。本文所引汉赋作品，如未特别标明，皆引自此书。

赋借“鬼语”叙事，钱钟书先生谓“按观‘卒命’句，则所睹乃伯夷、叔齐之鬼也。……情事亦堪入《搜神记》《异苑》等书……玩索斯篇，可想像汉人小说之仿佛焉”，据此提出“汉赋似小说”的观点(4)钱钟书：《管锥编》(第三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2版，第1573页。按：这里所谓“小说”，与现代的小说文体概念既有重合，也有较大的差异，考虑中国古代小说文体发生、演变的实际情况，倾向采用较宽泛的标准为宜。。郭绍虞先生也指出：“小说与诗歌之间本有赋这一种东西，一方面为古诗之流，而另一方面其

述客主以首引，又本于庄、列寓言，实为小说之滥觞。”(5)郭绍虞：《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87页。以现代文体学观念来审视“赋”与“小说”，这两种文体似乎关涉无多，但经过钱锺书、郭绍虞诸位先生的悉心考索，汉魏辞赋与小说在文本层面存在的互渗现象得以揭示，并值得进一步加以考索。

一、文本结构：主客问答与曲终奏雅的法度

《汉书·艺文志》载“小说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所载“小说”虽均已亡佚，但从题名和《汉志》自注来看，当多是“依托”之作，如：

《伊尹说》二十七篇。其语浅薄，似依托也。

《师旷》六篇。见《春秋》，其言浅薄，本与此同，似因托之。

《务成子》十一篇。称尧问，非古语。

《宋子》十八篇。孙卿道宋子，其言黄、老意。

《天乙》三篇。天乙谓汤，其言非殷时，皆依托也。

《黄帝说》四十篇。迂诞依托。”(6)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44—1745页。

这些小说在文本结构上多以假托为主，情节发展大概也会有对话体的形式。从现存的先秦汉魏时期的小说如《穆天子传》《燕丹子》《神异经》《海内十洲记》《西京杂志》《汉武帝别国洞冥记》《汉武帝内传》(7)据上海古籍出版社编：《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考订：《穆天子传》的成书年代，学界大致有西周说、战国说、秦汉以后说三种，“斟酌诸说，似以成书于战国时期比较合理”。《燕丹子》的成书年代，有秦汉之间说、东汉说等，“将它看作是一部颇为完整的汉人传记小说，是比较适当的”。《神异经》旧题汉东方朔撰，“作者当在服虔之前……此书作者是汉人”。《海内十洲记》旧题汉东方朔撰，“成于汉末道教炽盛时的可能性居多”。《西京杂志》旧题汉刘歆撰，“依‘存其旧’的原则，定为刘歆撰，葛洪集”。《汉武帝别国洞冥记》旧题后汉郭宪撰。《汉武帝内传》“明清人有云为汉班固或晋葛洪撰”。《汉武故事》作者有汉班固、晋葛洪、南齐王俭诸说，刘文忠先生推论“当为建安前后人，较为合理(刘文载《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二辑)”。以及《列仙传》(8)《隋书·经籍志》著录曰：“《列仙传赞》三卷，刘向撰，鬷续，孙绰赞。《列仙传赞》二卷，刘向撰，晋郭元祖赞。”魏徵等：《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963页。《蜀王本纪》(9)《隋书·经籍志》地理类：“《蜀王本纪》一卷，扬雄撰。”《隋书》，第983页。等来看，均是在不同程度上假设主客问答，如《穆天子传》天子与河伯、《海内十洲记》始皇与鬼谷先生、《汉武帝内传》武帝与西王母的对话等，均以假托之辞来凭虚构象，从而营造出多彩的小说世界。